85年请了个月嫂姑娘，发工资时她问我：我可以和你同居不

1985年，我请了个月嫂，发工资时她问：我可以和你同居吗？

1985年深秋，我产后虚弱，丈夫托人从乡下请了个月嫂。叫赵小娥，十八岁，瘦得像根豆芽菜，一双眼睛却亮得惊人。她干活利索，照顾孩子细心，寡言少语，只是总爱盯着我家那台十四寸黑白电视看。

第一个月发工资那天，我把四十块钱递给她。她接过钱，捏在手里好一会儿，忽然抬起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声音不大，却一字一字砸在我心上：

“李姐，我可以和你同居不？”

我手里的奶瓶差点掉在地上。她脸上看不出半点玩笑的意思，两只手紧紧攥着那几张钞票，骨节发白。

“你说什么？”

“我……”她低下头，声音小下去，“我想留在城里。”

那天晚上，赵小娥给我讲了她的事。她家在山沟里，爹瘫在床上三年了，娘一个人种五亩地，底下还有两个弟弟要念书。她是老大，出来当保姆，每月四十块钱全寄回家。可上个月她娘托人捎话，说邻村有个杀猪的鳏夫出得起彩礼，让她年底回去成亲。

“我不愿意。”她抬起头，眼里有泪，但倔强地没掉下来，“李姐，我听说城里女人都能自己挣钱自己花，不用嫁人换粮食。我想学文化，想考夜校，想过你们这样的日子。”

她顿了顿，又说：“我不住你家也行，就在楼梯间打个铺。我就是……我就是想离那个地方远一点。”

我看着她瘦小的身子，想起她每次看到电视里放《新闻联播》时那专注的眼神，想起她偷偷翻我书架上那本《新华字典》。窗外传来远处电车的叮当声，那是1985年秋天的上海。

“你可以住我家，”我说，“但有个条件。”

她一下子挺直腰板，眼里燃起希望的光。

“你得去报名读夜校，学费我出。还有，”我指了指客厅角落那张书桌，“每天晚上两小时学习时间，不许偷懒。”

“真的？”

“真的。”

那天之后，我家的楼梯间多了个铺盖卷。赵小娥白天带孩子做家务，晚上就趴在那张书桌上，从拼音开始学起。她笨拙地握着铅笔，在田字格里一笔一划地写自己的名字，写着写着，忽然哭了。

“李姐，”她抹着眼泪笑，“原来我的名字写出来是这样的。”

三年后，赵小娥拿到了初中毕业证书，又考上了区里的职校会计班。她不再住我家了，但每个周末都来看我和孩子。

1989年春天，她来跟我告别，说深圳有家工厂招会计，工资一个月两百块。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确良衬衫，头发剪成了齐耳的短发，整个人利落又精神。

“李姐，”她站在门口，忽然像三年前那样认真地看着我，“我能叫你一声姐不？”

我点点头。她叫了一声，声音还是不大，但不再发颤了。

2005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说一位从深圳回乡的女企业家捐建了希望小学。照片上的人穿着西装套裙，正弯腰给孩子们系红领巾。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亮得让人心里发热。

报道里写她叫赵晓娥，晓是拂晓的晓。我想起很多年前那个秋天的晚上，她趴在书桌上学写自己名字的样子。那时候她写的是“小”，后来自己改成了“晓”。

我知道，她的天真的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