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嫌我家穷断交，小姨年年登门，我当县长，舅舅送礼我奔小姨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冬天。那年我十一岁，妹妹九岁，我们住在川东一个叫清溪镇的地方，说是镇子，其实就一条歪歪扭扭的街，街面上铺着被车轮碾得坑坑洼洼的青石板，一到雨天就积满了泥水。街两边的房子大多是那种老式的木结构，黑漆漆的屋檐低低地压着，像是被生活的重担压弯了腰的老人。我家的房子在街尾最偏僻的角落，比别人的更矮更旧，墙根处一到回南天就长满了青苔，屋顶的瓦片碎了好几块，我爸上去补过好多次，但每次下大雨，屋里还是会滴滴答答地漏水。

那年冬天格外冷，四川的冬天你是知道的，那种冷不是北方那种干冷，而是湿冷，寒气像针一样扎进骨头缝里。我爸病了，病得很重。他原本是镇上出了名的能干人，在建筑工地上做泥瓦匠，手艺好，干活实在，一个人能顶两个壮劳力。可那年秋天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摔断了三根肋骨，脾脏破裂，在医院里躺了两个多月。命是救回来了，但从此干不了重活，连走路都得扶着墙慢慢挪。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所有积蓄花得干干净净不说，还倒欠了医院一大笔钱。

那个冬天，我们家穷得揭不开锅。是真的揭不开锅，不是形容词。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晚上，我妈把米缸里最后一把米掏出来，熬了一锅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粥面上飘着几片捡来的红薯叶子。她和妹妹分着喝了一碗，把底下稍微稠一点的留给我，说我在长身体不能饿着。我端着那碗粥，看着碗底那几粒可怜巴巴的米粒，喉咙硬得咽不下去。

可日子再难，年还是要过的。那年腊月二十八，按照我们老家的规矩，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送年礼。往年我爸身体好的时候，我们家的年礼虽然比不上那些有钱人家的大包小包，但也能拿得出手——两条腊肉，一只活鸡，两瓶高粱酒，再配些瓜子花生糖，满满当当装两个竹篮子。可那年，我妈翻遍了整个家，只凑出了一只瘦得皮包骨头的母鸡和一小块腊肉，那块腊肉是入冬前我妈省吃俭用腌下的，一直挂在灶台上方舍不得吃，被烟熏得黑乎乎的，硬得像块石头。

就这点东西，我妈用一张旧报纸包了又包，再用一根红色的塑料绳扎得整整齐齐。她拿在手里掂了掂，那分量她自己都不好意思。可没办法，这是我们家仅有的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去外婆家的路有十来里，以前的规矩是我爸骑自行车，我妈坐后座抱着年礼。那年我爸骑不了车，我们也舍不得花那几块钱坐摩的，娘仨就沿着山路走。那条路是土路，被霜冻得硬邦邦的，路边的枯草上结了一层薄薄的白霜。天阴沉沉的，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像是随时要落雪。我妈走在前面，背挺得很直，脚步很快。她是个要强的女人，哪怕家里穷成这样，回娘家也要把腰杆挺直了。我和妹妹穿着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跟在她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冻硬的泥巴路上。我手里提着那只母鸡，母鸡的双脚被草绳捆着，一路上咯咯地叫个不停，扑腾了好几次，差点从绳子里挣脱出来。

外婆住在镇子另一头一个叫青石湾的村子里。说是村子，其实比我们清溪镇还要偏，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外婆生了四个孩子，我妈排行老二，上头有个大哥，就是我舅舅刘德厚，下头有两个妹妹，大姨刘秀芳和小姨刘秀兰。那年外公还在世，但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成天咳咳喘喘的，蹲在院子里晒太阳都能晒睡着，嘴角挂着一条亮晶晶的涎水。

外婆家在村口，是一栋半新不旧的红砖平房，带一个小院子。我们到的时候，院门大敞着，院子里已经停了好几辆自行车，还有一辆摩托车，那辆摩托车是大姨新找的丈夫的，在当年可是稀罕物件。厨房里飘出炖鸡的香味，浓郁的肉香混着花椒和八角的味道，在冷空气里格外勾人。我肚子不争气地咕咕叫了起来，我咽了口口水，偷偷把裤腰带又勒紧了一格。

舅舅一家已经到了。他的那辆本田摩托车停在院子最显眼的位置，擦得锃亮的红色车身跟我们家那辆锈迹斑斑的老永久自行车停在一起，对比鲜明得让人心里发酸。舅妈穿了一件崭新的呢子大衣，枣红色的，在冬日的灰暗色调里格外鲜艳。她正站在院里跟大姨说话，手里抓着一把瓜子，一边嗑一边叽叽喳喳的，瓜子壳从她嘴角飞出来，落在干净的水泥地上。她的声音又尖又高，隔着半个院子都能听到她在炫耀家里今年新买的彩电是多少寸的，冰箱是进口牌子的。

看到我们娘仨走进院子，舅妈的目光扫过来，在我妈手里那只瘦骨嶙峋的母鸡上停了两秒，然后又看看自己带的那满满当当几大包东西，嘴角往下撇了撇，翻了个无声的白眼。那两秒钟的眼神我记了一辈子。

我妈主动跟舅妈打招呼，脸上堆着笑。舅妈嗯了一声，态度不冷不热的，那声“嗯”是从鼻子里挤出来的。她转身进了屋，连句客气话都没说，那意思很明显——你们这点东西也好意思拿出手？院子里就剩我们娘仨，冷风从山坳里灌进来，吹得我脸上生疼。

舅舅刘德厚坐在堂屋里跟外公说话。他穿着一件藏蓝色的羽绒服，款式很新，领子上还挂着一个毛茸茸的帽子，一看就不是镇上能买到的东西。他翘着二郎腿，脚上那双皮鞋也是新的，锃亮锃亮的，能照出人影。看到我们进来，他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连站都没站起来，下巴往上抬了抬算是打了招呼，然后继续跟外公聊他外面生意场上的事，声音响亮，带着几分酒气。

我妈把手里的东西放在堂屋角落的方桌上，跟舅舅打了声招呼，态度和顺，甚至带着几分小心翼翼。舅舅随口问了一句我爸身体怎么样了，声音很平淡，就像是出于最基本的客套。我妈说还得养着，医生说得半年。舅舅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还是要尽早找个正经活干，一家子总不能坐吃山空。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指点，好像他不是在关心自己的亲妹妹，而是在教训一个不懂事的晚辈。我妈笑着应了声是，那笑容是硬挤出来的，薄薄的，像冬天窗户上的霜花。

我站在我妈身后，胸口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气。那种感觉不是愤怒，那时候的我还不懂得什么叫愤怒。那是一种屈辱，是一种被人踩在脚底下却还要赔着笑脸的屈辱。我看着舅舅那张白净富态的脸，看着他手指上那枚金戒指在灯光下反射出的光，忽然觉得这个男人跟我们家隔着的不是一张茶桌的距离，而是一整个无法跨越的世界。

开饭的时候，大家围坐在堂屋的大圆桌旁。外婆张罗了一桌子菜，鸡鸭鱼肉样样齐全，中间还摆了一条红烧鲤鱼，那是我爸没受伤之前我们家年夜饭才有的菜。我跟妹妹坐在角落里，不敢多夹菜，只敢夹面前那一碟花生米。舅妈坐在我和妹妹对面，一边吃一边拿眼瞟我们俩，那眼神像是在看两个不该出现在这张桌子上的人。

就在我低头扒饭的时候，一双筷子夹了一块鸡腿，稳稳地放在了我的碗里。我抬起头，顺着那双筷子的方向看去，是小姨刘秀兰。小姨那时候刚嫁人没两年，穿得很朴素，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粉色棉袄，头发用一根黑色的皮筋扎在脑后，素面朝天的，跟珠光宝气的舅妈比起来简直不像是一家人。但她的眼睛特别亮，那种亮不是光线反射的那种亮，而是一种从心里透出来的温度和善意。

她冲我笑了一下，没说什么，又给妹妹夹了一块红烧肉。妹妹看了小姨一眼，小嘴一瘪差点哭出来。小姨摸了摸她的头，轻轻说了句快吃，凉了就不好吃了。那顿饭吃完之后，舅妈拉着她家儿子去院子里拍照，说要给他留个纪念。大姨和她新丈夫在堂屋里跟外公聊天，聊的是县城里的房价，声音大得恨不得让整个村子都听见。只有小姨一个人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帮外婆刷碗洗碗，水龙头哗哗地响。

临走的时候，我妈让我和妹妹去跟舅舅说再见。我走到舅舅跟前，规规矩矩地鞠了个躬，说了声舅舅再见。舅舅嗯了一声，从兜里摸出两张皱巴巴的十块钱，递给我和妹妹，说是压岁钱，提前给了。那两张钞票被他攥得潮乎乎的，带着一股汗味。我刚要伸手接，舅妈在旁边咳了一声，拿眼白剜了舅舅一眼，嘴里嘟囔了一句不知道是什么的话。舅舅的手在半空中顿了顿，僵了一瞬，然后他飞快地把那两张十块钱收回去，换了两张五块的塞到我手里，转身就走开了。

我拿着那两张五块钱，站在院子里，脸烧得滚烫。不是热的，是臊的。我那时候才十一岁，但那个动作、那个眼神、那声咳嗽里包含的所有东西，我全懂了。

相比之下，我们走的时候，小姨追到了村口。她从兜里掏出一个红色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些糖果和饼干，还有几件表姐穿小的旧棉袄，叠得整整齐齐的，散发着一股樟脑丸的味道。她把塑料袋塞到我怀里，又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包，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一叠零钱，有五块的、十块的、一块的，皱皱巴巴的，看得出来是攒了很久的。她数都没数，全部塞到我妈手里，说姐，给姐夫买点营养品，别省着。

我妈推着不要，眼眶红红的。小姨把她往门外推，说了句姐你跟我客气啥，赶紧回去吧，天快黑了，孩子们冷。她的声音不大，却有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坚定。

回去的路上，我妈走得很慢，好几次抬起袖子擦眼睛。山风吹过来，把她本就不整齐的头发吹得更乱了。那天，一九八九年腊月二十八，天上飘起了小雪，稀稀拉拉的雪花落在地上，落在我的肩膀上，落在那个装满了旧棉袄的塑料袋上。我一手拎着那只来的时候还在扑腾的母鸡，一手抱着小姨给的塑料袋，走在冰冷的山路上，心里却像是烧着一团火。

我回头看了一眼青石湾的方向，村子的轮廓已经被渐渐大起来的雪模糊了，炊烟和天色融为一体，分不清哪里是人间，哪里是天空。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刘志远，你一定要有出息。

从那天起，我心里就憋着一股劲。这股劲像一颗种子，在贫瘠的土壤里默默发芽，靠着每一滴雨露拼命生长。我知道对于我们这种家庭的孩子来说，读书是唯一的出路。我爸干不了重活之后，家里的经济来源全靠我妈一个人撑着。她白天在镇上的粮站打零工，扛麻袋、晒粮食、清仓库，什么苦活累活都干。晚上回来还要给人洗衣服，一件衣服一分钱，她常常搓到半夜，两只手泡在洗衣粉水里泡得发白发胀，指关节粗大得跟男人似的。冬天的时候，手上的裂口一道一道的，血珠子往外渗，她就用医用胶布缠一缠继续干活，那胶布揭下来的时候带着皮肉，她从来不吭一声。

我上初二那年，妹妹刚上五年级。开学的时候，两个人加起来要交将近一百块的学杂费和书本费。我妈把家里的抽屉翻了个底朝天，又把压在床板下面的钱袋子倒出来数了好几遍，还差三十多块。她坐在门槛上发呆，手里攥着那把零零碎碎的毛票，眼神空洞地望着远处那座光秃秃的山，山上的树被人砍光了，只剩下一片荒凉的黄土坡。

第二天一早，小姨来了。她提着一筐鸡蛋，说是自己养的鸡刚下的，新鲜。她从兜里掏出一沓钱，压在鸡蛋筐底下，对我妈说了句姐你别嫌少，先给娃把学费交上，别耽误孩子。我妈说什么都不要，两人在屋里推让了很久，声音从厨房传到堂屋，又从堂屋传到院子里。最后还是我妈没拗过小姨，红着眼睛收下了。小姨走的时候，我看到她脚上那双布鞋后跟都磨穿了，走路一歪一歪的，可她脸上还是挂着笑，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钱是小姨把自己留了好几年的长头发卖了换来的。她那一头乌黑的长发，从小留到大，是她唯一的骄傲。出嫁的时候盘在头上，好看得跟画上的人一样。那天之后，她剪成了齐耳的短发，看起来老了十岁。

从那以后，小姨每年过年都雷打不动地来我家。不管她家里多忙，不管那几年的路有多不好走，她从来没落下过一年。她来的时候从不空手，有时候提着一块猪肉，有时候挎着一篮子鸡蛋，有时候是几斤她自己种的蔬菜和红薯。东西不多，但每一样都是她从自己家牙缝里省出来的，用旧报纸包得妥妥帖帖，再用麻绳扎得紧紧的。跟她一起来看我们的，还有外婆。外婆年纪大了腿脚不好，走山路得拄着拐杖，但她每年也跟着小姨一起来，一进门就拉着我和妹妹的手看来看去，嘴里念叨着“又长高了”“又瘦了”，眼睛里的心疼藏都藏不住。

而舅舅呢？断了联系。整整五年，他没有踏进过我家门槛一次，没打过一个电话，没托人带过一句问候的话。就好像他从来没有过这个妹妹，就好像我们这一家子穷亲戚已经从他人生的版图上被彻底抹去了。我妈偶尔会提起他，语气里没有怨恨，只是一种淡淡的失落。她说你舅舅忙，在外面挣大钱呢，哪有空管我们这些穷亲戚。这话是替他开脱，也是给自己一个不去怨恨的理由。

我偏不。我偏要记住，记住每一个看不起我们的人，记住每一句刻薄的话，记住每一个不屑的眼神。我把这些记在心里，变成学习的动力。从初中到高中，我的成绩一直稳居年级前三。每天放学后，别的同学去打球、去游戏厅、去河边摸鱼，我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做题，做完了老师布置的就做自己买的习题集，做完了习题集就背课文背公式。天黑了教室里的灯灭了，我就借着走廊里那盏昏黄的声控灯看书，每过一会儿就要跺一脚把灯震亮。高一那年，我的近视度数从两百度涨到了四百度，但我毫不在意，因为成绩单上的名次就是对我所有付出最好的回报。

一九九七年，我以全县文科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镇上的那天，整个清溪镇都轰动了。我们镇上好几年没出过大学生了，邮递员老陈骑着那辆绿色的自行车，摁着铃铛一路从街头骑到街尾，逢人就说刘老幺家的小子考上大学了。我妈拿着那张红彤彤的录取通知书，翻来覆去地看，她认不全上面的字，但她认得那个烫金的校徽。她的手在发抖，然后眼泪就下来了，止都止不住。

消息很快传到了青石湾。小姨是第一个来的，她那天穿着一件新做的碎花衬衫，头上别了一个亮晶晶的发卡，是她出嫁时的嫁妆。她高兴得又哭又笑的，拉着我的手一直说出息了出息了，我们老刘家终于出大学生了，姐夫你听到了吗我们老刘家终于出大学生了。她那副样子，比我自己还高兴。她带来的贺礼是一床新棉被，大红色的被面上绣着鸳鸯戏水的图案，针脚细密匀称，是她熬了好几个晚上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她说省城冷，冬天没有火炉子，你盖这个暖和。

我爸坐在椅子上，他那时候身体已经好了一些，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走几步了。他抹着眼泪，一个劲地点头，嘴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秀兰，这些年，多亏了你。小姨摆摆手，说了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然后钻进厨房帮我妈做饭去了，围裙系上就开始择菜，就好像那是她自己的家。

而舅舅呢，知道消息后托人带了个口信来，就四个字——“知道了，好”。没有贺礼，没有露面，就好像这件事跟他没什么关系。舅妈后来在赶集的时候碰到我妈，阴阳怪气地说了句考上了大学又能怎样，出来还不是给人打工，还不起助学贷款有的是哭的时候。我妈回来没敢跟我说，是我妹妹偷偷告诉我的。

去省城读大学的前一天晚上，我专程去了小姨家。她家在隔壁镇的一个村子里，房子是那种最老的土坯房，院子里养着几只鸡和一头猪，院墙是用碎石块垒的，矮得能一步跨过去。小姨在厨房里给我煎了荷包蛋，用猪油煎的，金黄的蛋边微微焦脆，撒了一点盐花。她说多吃点，明天要坐长途车。我吃完那个荷包蛋，沉默了很久，然后跪下来给小姨磕了一个头。小姨吓了一跳，赶紧把我拉起来，眼眶红红的。我说小姨，等我混出个人样来，我养你。

小姨背过身去，肩膀抖得厉害。她没说什么煽情的话，只是一边抹眼睛一边说行了行了，早点回去，明天还要赶路。但我看到她转身的时候，脸上全是泪。

大学四年，我省吃俭用，除了上课就泡在图书馆里，连周末和寒暑假都在打工。我在学校食堂端过盘子，在图书馆整理过书架，暑假去工地上搬过砖，寒假回镇上给人家的孩子补过课。奖学金加上打工挣的钱，我一分都没乱花，除了交学费和生活费之外，剩下的一分一分攒起来，寄回家给我爸买药。大四毕业那年，我以全系第一的成绩考进了省直机关，端上了铁饭碗。

消息传回老家，这次是真的炸了。我们那个穷山沟沟里出了一个省城的大干部，这消息比当年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还要轰动。我妈在电话里哭了又笑笑了又哭，说你爸让我告诉你，好好干，别走歪路，咱家穷是穷过，但不能让人戳脊梁骨。

从那以后，我在省城扎下了根。从基层科员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服务过几个不同的岗位，辗转了好几个地方，二十八岁那年提了副科，三十二岁提了正科，三十五岁那年，我被调到了老家所在的县，挂职副县长。

得知我要回老家当副县长的消息，我妈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秀兰要是知道了，不知道有多高兴。

我回县里上任那天，排场不小。市里的组织部长亲自送我来上任，县政府大院里的红旗轿车停了好几辆。可让我在意的不是这些，而是一个细节——我上任的消息在县里的电视台和报纸上都发了，可以说是全县皆知。可第一个来县政府大院找我的，不是舅舅，是小姨。

小姨老了很多，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布衬衫，站在县政府大院门口那两根气派的罗马柱中间，被门卫拦着，保安以为她是来上访的。我正好从办公楼里出来，远远地就认出了她，赶紧小跑过去，把门卫拨开，当着一众干部的面，对着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小姨。

小姨拉着我的手，眼眶湿湿的，但她什么都没要，连杯水都没喝。她说她就是来看看我，看看我工作的地方是什么样的，说这地方真气派，比电视里演的都气派。她说看到我好她就放心了，家里猪还没喂，得赶回去。她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两罐自己腌的萝卜干，说是给我的，味道不比外面的差。然后就真的头也不回地走了，背影佝偻而单薄，消失在政府大院外的林荫道上。

而就在那个周末，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停在了我父母住的小区楼下。这车我不认识，母亲在电话里也没说清楚，只说有位“亲戚”上门了。从车上下来的人，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满脸堆笑。那个人，是我阔别二十多年的舅舅刘德厚。他带来的东西堆了半个客厅——茅台酒、中华烟、进口的车厘子、包装精美的保健品礼盒，花花绿绿地摆了一茶几，每一件都不是便宜货。

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跟我妈忆苦思甜，说起小时候的事，说他当年是怎么照顾我妈的，说他一直都想来看我们，就是生意太忙走不开，说他逢人就夸他外甥有出息是刘家的荣耀。说到动情处还抹了抹眼角，好像真的在意这份亲情似的。

那天晚上我回了家。推开门，看到满地的礼物，看到舅舅那张堆满笑容的脸，我心里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没有一丝波澜。舅舅看到我进来，立刻站起来，两只手在裤子上蹭了蹭，满脸堆笑地迎上来，那笑容灿烂得像是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芥蒂。

他寒暄了好一阵，从他当年的创业故事说到现在的经济形势，从县里的发展规划说到省里的人事变动，绕了很大一圈，最后终于说到了正题。他儿子，就是我那个表弟，想进县里的国土局，希望我能帮忙说句话。说这孩子也不差，好歹也是大专毕业，就是面试的时候被刷下来了，只要我一句话的事。

我看着他那张堆满了谄笑的脸，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的那个冬天。想起了那两张被换成五块钱的压岁钱，想起了他坐在堂屋里翘着二郎腿不站起来的样子，想起了那句“还是要尽早找个正经活干”，想起了那个连站都不肯站起来的春节。每一帧画面都还那么清晰，每一个细节都没有褪色。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不紧不慢地放下，然后对他笑了笑，说了一句话。

舅，这事我真办不了，要是随便给人安排工作，我这副县长就是犯错误。您不会想让我刚上任就犯错误吧？

他的笑容僵在脸上，然后慢慢地褪去了颜色，像一朵被霜打了的花。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看到我妈在旁边一直没说话，再看到我眼里那层疏离的冰，他终于明白了。有些事，不是过了很多年，就可以假装没发生过。有些伤，不是涂上名贵的药膏，就能不留疤痕。

他走的时候，我没有送他。那些礼物我也让他原封不动地带走了。他悻悻地抱着那箱茅台和那些花花绿绿的礼盒，上车前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不甘，有恼怒，但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困惑——他大概到现在都想不明白，当年他随手施舍几块钱的那个穷外甥，如今怎么就成了他高攀不起的人。他不知道，正是他当年的每一次冷漠、每一个白眼、每一句刻薄的话，锻造了我今天这副软硬不吃的脾气和脊梁。

舅舅走后没几天，我趁着周末，自己开车去了小姨家。

小姨家还是在那座老旧的土坯房里，院墙上的碎石还是我小时候见过的那些石头，只是比记忆中更矮了。院子里的鸡和猪还在，一切跟我考上大学那年去道别时相比，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小姨的腰更弯了，脸上的皱纹更多了，像是被刀子一刀一刀刻进去的。她正在院子里喂鸡，手里端着一个豁了口的搪瓷盆，把碾碎的玉米粒撒在地上，一群鸡围着她咯咯地叫。

看到我的车停在门口，她愣了好一会儿，手里的搪瓷盆差点没端住。她看到我从车上下来，第一反应是问我是不是犯错误了，急得眼圈都红了，说你要是犯错误了赶紧去跟组织坦白，别跑回来躲。我被她逗笑了，说没有小姨，我就是来看看你。

我让小姨上了车，带她去了县城最好的商场。这个商场是前两年招商引资刚建起来的，五层楼，有电梯，有空调，地面的大理石亮得能照出人影。小姨站在门口不敢进去，说这地方太贵了，怕把地面踩脏了。我拉着她的手走进去，跟她说，小姨，今天这商场里的东西，你随便挑，想吃什么想穿什么，侄子给你买。

小姨在商场里转了很久，小心翼翼地在那些琳琅满目的货架间穿梭，每一步都走得很轻，好像怕惊动了什么似的。她不停地说太贵了太贵了，最后还是只挑了一件最便宜的羽绒服，两百多块钱。她摸着那件羽绒服光滑的面料，眼睛里却是止不住的满足和骄傲。那眼神，像一个得到了糖的孩子。她穿着那件新衣服对着商场的镜子左照右照，有些不好意思，又有些欣喜。镜子里的小姨，明明才五十出头，看起来却像六十多岁的人。可那一刻，她嘴角的笑容，跟她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带她去了县里最好的酒楼，点了一桌子她喜欢吃的菜。有清蒸鲈鱼、红烧狮子头、糖醋排骨，都是她以前逢年过节才舍得给孩子们做的。小姨一边吃一边说太破费了，吃不完要打包回去给鸡吃。可我看得出来，她是真的开心，那种开心藏不住，从眼角眉梢往外溢。

吃完饭，我把她送回了家。临走的时候，我帮她打扫了院子，拿镰刀把墙角疯长的杂草割干净，又拿水管把她那个破旧的小院子冲得清清爽爽。小姨站在门口看着我干活，夕阳照在她身上，她的影子斜斜地拉在水泥地上。

办完这些事，我正准备上车，小姨叫住了我。她站在院子里，手里还攥着那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新羽绒服，嘴角还是那副慈爱的笑，看着我问，志远，你恨你舅不？声音很轻，像是在问一件很小的事情。

我看着小姨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沉默了好一会儿。我想起了舅舅那张堆满谄笑的脸，想起了他带来的那些名贵的礼物，想起了他转身离开时那不甘的背影。然后我又想起了小姨缝的棉被，卖头发换来的学费，一针一线、一碗一碟里的深情。

我说，不恨。但我一辈子记得我该对谁好。

小姨听了这句话，笑了笑。她慢慢走过来，抬起那只粗糙得像砂纸一样的手，替我整了整衣领。她的手很轻很轻，像是在抚摸一件易碎的瓷器，又像是在替我从肩头拂去经年的风尘。

夕阳照在她脸上，把那些被岁月刻下的沟沟壑壑染成了金黄色。她什么都没说，只是对我摆了摆手，示意我上车吧。

我开着车离开那座低矮的土坯房，后视镜里，小姨还站在院门口，穿着那件新买的羽绒服，身影越来越小，但在我心里，她永远那么高大。车子拐过弯，她的身影消失在土墙后面，我收回目光，握紧了方向盘。

这世间的情义，从来不以血脉的远近来衡量。那个对我冷眼相待的亲舅舅，和这个把我视如己出的小姨，让我比谁都更早地看清了人心的冷与暖。有些人，你富贵了，他千里迢迢提着茅台来攀交情，他的情义是按斤论两的买卖。而有些人，在你最穷困潦倒的时候，把自己仅有的那把米，毫不犹豫地倒进了你的锅里。她的情义，是刻在心上的碑。

车窗外，乡间的土路正在被拓宽成柏油马路。两边的稻田绿油油的，有农人在田里弯着腰劳作。远处的青山在暮色中渐渐模糊了轮廓。

副驾上，小姨硬塞给我的一罐腌萝卜干，随着车子的颠簸轻轻晃动着，发出轻微的咕噜声。那声音混着风声，从青石湾那条泥泞的小路，一直飘到了这座崭新的县政府大楼前。它陪着我走了很远很远的路，也会继续陪我走完接下来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