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前往婆家过年一身便装身居要职的大姨夫接连使唤我整整四小时

那年除夕，我穿着一件米白色羽绒服，踩着雪地靴，跟着林远回了他的老家。车子下了高速又拐进县道，两边是灰扑扑的杨树，光秃秃的枝丫戳着阴沉沉的天。林远把车里的暖风开大了一点，说，我妈说大姨夫今年也回来过年。我哦了一声，没太在意。大姨夫，我见过照片，是个精瘦的中年男人，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据说在省城什么部门当个小领导，具体什么职位林远也说不清，只说比林远他爸那种一辈子在粮站扛麻袋的强多了。

到了村口，鞭炮的红纸屑像撒了一路的碎喜字，空气里飘着硝烟和炖肉的混合气味。林远的妈，也就是我婆婆，系着一条蓝布围裙迎出来，脸上的褶子笑成一朵菊花。她接过我手里的年货，眼睛却往我身上扫了一圈，说，咋穿这身就来了，多不正式。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羽绒服干干净净，裤子上连个褶子都没有，脚上的雪地靴是新的。婆婆没再说啥，把我让进屋。屋子是那种老式的三间瓦房，堂屋里支着一张圆桌，桌上摆着瓜子花生和几盘切好的酱牛肉。几个我不太熟的亲戚坐在条凳上嗑瓜子，看见我进来，笑了笑算是打招呼。我挨着林远坐下，手插在兜里暖着，电视里放着热闹的春晚倒计时前奏。

门帘一挑，大姨夫进来了。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围巾搭在脖子上，进门也不摘，就那么站着环顾了一圈，嘴角微微往下撇着。我婆婆赶紧迎上去，嫂子长嫂子短地叫，让他坐主位。大姨夫摆摆手，目光落在我身上，说，这就是小远媳妇吧。我站起来叫了声大姨夫。他点点头，目光又扫过我的羽绒服，说，穿这么素，不知道今天是过年？我脸上有点热，林远在边上打圆场，说她怕冷，路上冻着了。大姨夫哼了一声，没再说什么，脱了大衣坐下。

从那一刻起，这屋子里的空气就变了。大姨夫似乎天生有一种本事，能让所有人都围着他转，又让所有人都觉得不自在。他先是看了看桌上的瓜子花生，皱着眉头说，这炒货哪儿买的，火候不够。我婆婆赶紧说，是村东头老赵家炒的，年年都买他家。大姨夫说，明年别买了，我让人从省城带。然后他扭头看我，说，你去厨房看看，炖肉的火关小点，别糊了。我愣了一下，婆婆推了我一把，说，去去去，你大姨夫懂吃。

我进了厨房，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铁锅里的红烧肉咕嘟咕嘟冒着泡，香味直往鼻子里钻。我把火调小了点，用铲子翻了翻肉，又回到堂屋。屁股还没坐稳，大姨夫又说，茶几上那盘水果，谁摆的，苹果和橘子怎么能搁一块儿，苹果会串味儿。我婆婆又看我，我只好站起来，把苹果和橘子分在两个盘子里，重新端回去。大姨夫这才拿起一个橘子，慢条斯理地剥着，橘皮扔在桌上，也不管果皮汁水溅到桌布上。

接下来是烧水。大姨夫说要喝热茶，不能用暖瓶里的水，得现烧。林远要去，大姨夫说你一个大男人懂什么沏茶，让你媳妇去。我进了厨房，找出烧水壶，灌上水，插上电。水开的时候，我找了婆婆平时用的那把紫砂壶，捏了一撮茶叶进去。端到大姨夫面前，他端起来闻了闻，说，这茶叶不行，涩。我婆婆在旁边陪着笑，说，这是小远上个月从单位带回来的，说是明前茶。大姨夫说，明前茶？我看是谷雨后的。他把茶杯放下，说，重沏一壶，水要烧到蟹眼泡，别滚透了。我咬着后槽牙，又回了厨房。

这时候我已经觉得不对劲了。我平时在城里也是个坐办公室的，虽然不是什么大领导，但手底下也管着七八号人，从没让人这么呼来喝去过。可这是婆家，又是除夕，我不想让林远为难，更不想让婆婆脸上挂不住。我重新烧了水，盯着壶里的气泡，在它刚刚开始连珠成串的时候端下来，又换了一种茶叶，是婆婆柜子深处那罐铁观音。这次大姨夫喝了一口，没再说什么，摆了摆手让我退下。

我以为这就完了，结果才刚开始。大姨夫开始挑屋子里的摆设，说墙上那幅年年有余的年画太俗气，该换一幅山水。又说电视机旁边的塑料花太假，不如养一盆真的水仙。他每说一句，我婆婆就应一句，然后我婆婆就看我一眼。我知道那眼神什么意思，可我总不能现在开车去镇上买水仙吧。好在大姨夫也只是说说，没真让我去买。

然后他提到了饺子馅。他说，除夕夜的饺子，馅儿最重要，韭菜猪肉的，韭菜要选细叶的，猪肉要三分肥七分瘦，剁的时候不能太碎，要有颗粒感。我婆婆说，馅儿已经调好了，在盆里醒着呢。大姨夫说，拿来我看看。我婆婆端来那盆肉馅，大姨夫伸头看了看，用筷子挑了一点搁嘴里咂摸咂摸，说，盐轻了，酱油多了，颜色太重，而且你这葱姜水没打进去，馅儿发干。我婆婆搓着手说，那咋整？大姨夫看向我，说，你去，重新剁一块肉，按我说的调。

我站在厨房里，手里握着两把菜刀，对着案板上那块五花肉，一下一下地剁着。刀刃碰着砧板，发出沉闷的笃笃声，窗外的鞭炮声开始密集起来，天色已经完全暗了。林远溜进厨房，站在我身后，小声说，要不我来吧。我没回头，说，不用，你出去陪客。林远又说，大姨夫那人就那样，你别往心里去。我剁肉的力气又大了几分，说，我知道，你出去吧。林远站了一会儿，讪讪地走了。

肉剁好了，我按大姨夫说的，加了盐、生抽、一点点老抽、白胡椒粉、葱姜水，顺着一个方向搅上劲。端出去的时候，大姨夫正翘着二郎腿看春晚，他接过盆子，用鼻子嗅了嗅，说，这回勉强可以了。我站在一边，手背上的肉还在微微发颤，那是长时间用力握刀的后遗症。

接下来是包饺子。一大家子人围在桌边，我婆婆擀皮，我和几个妯娌包。大姨夫坐在主位上，一边嗑瓜子一边指挥，说你那个褶子捏得太密了，煮的时候容易破。又说你这个馅儿放少了，咬下去一口面皮，哪有吃头。我手里的饺子皮越捏越紧，指甲几乎要掐进面里。旁边林远的表嫂偷偷碰了碰我的胳膊，递给我一个安抚的眼神。我深吸一口气，继续包。

饺子包到一半，大姨夫说，去，把院子里的灯笼点上。林远他爸说，天还没黑透呢，再等等。大姨夫说，除夕的灯笼要点得早，才显得家里红火。我放下手里的饺子皮，推门出去，寒风呼地灌进领口。院子里那盏红灯笼还挂在枣树枝上，我找了根竹竿，踮着脚去够那个挂绳。手指冻得发僵，试了好几回才把灯笼挑起来。点着里面的灯泡时，暖黄的光映在雪地上，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孤零零地印在墙根底下。

回到屋里，大姨夫又说，饺子煮好了先别急着捞，要滚三滚，点三次凉水，这样皮才劲道。我站在灶台前，守着那口大锅，看着白胖的饺子在沸水里翻腾，一瓢凉水下去，它们沉下去，再浮起来，再来一瓢。蒸汽扑在脸上，眼镜片糊成一片，我索性摘了眼镜，眯着眼看锅里的动静。婆婆进来端饺子，低声说，妮儿，委屈你了，你大姨夫就那脾气，一辈子当官当惯了，家里人都得顺着。我没说话，笑了笑，把饺子捞进笊篱。

年夜饭终于开席了。圆桌上摆得满满当当，红烧肉、糖醋鱼、四喜丸子、扒鸡、大虾，还有那盘我剁了半个小时的饺子。大姨夫举起杯子，说了几句场面话，无非是阖家团圆、新年大吉之类的。大家碰了杯，开始动筷子。我夹了一个饺子，咬了一口，皮确实筋道，馅也鲜，可含在嘴里，却尝不出什么滋味。

席间大姨夫又使唤了我几次，一会儿说醋碟没了，让我去厨房倒，一会儿说大蒜不够辣，让我换一头新蒜。我都一一应了，起身、转身、来回穿梭，像个陀螺被抽打着转个不停。林远在桌下握了握我的手，我抽出来，给他夹了一筷子菜。桌上其他亲戚似乎也习惯了这种氛围，该吃吃该喝喝，聊着今年的收成、谁家孩子考了大学、谁家盖了新房。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个热闹的除夕夜里，心里像塞了一团湿棉花，闷得透不过气。

时针指向十点，外面的鞭炮声达到了高潮，震得窗玻璃嗡嗡响。大姨夫喝了几杯酒，脸上泛着红光，他靠在椅背上，又看向我，说，去，把电视音量调大点儿，这春晚的小品都听不清了。我放下筷子，走过去按遥控器。就在这时候，我的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我掏出来一看，是单位同事发来的拜年信息，后面跟着一句，王总，新年快乐。我看了一眼，把手机塞回口袋，调大了电视音量。

回到座位上，大姨夫又发话了，说，小远媳妇，你在城里做什么工作的来着？我说，在一家建筑公司做行政。大姨夫哦了一声，说，行政，也就是打打杂跑跑腿吧。我说，差不多。大姨夫满意地点点头，说，年轻人在外面多历练历练是好的，不要怕吃苦，不要怕被人使唤，使唤你是看得起你。我笑了笑，没接话。

这时候林远他爸，也就是我公公，喝多了点，舌头有点大，他拍着大姨夫的胳膊说，大哥，你在省城这么多年，认不认识啥大人物，小远他们公司最近在竞标一个项目，听说要跑规划局的手续，你看看能不能给递个话。大姨夫端着酒杯，矜持地笑了笑，说，这事儿好说，我认识规划局的老赵，回头我打个招呼。我公公连连道谢，又给大姨夫满上一杯。

我坐在旁边，听着他们的对话，忽然想起上个月公司开会，总经理提到过省城规划局的赵副局长，说那个项目卡在赵副局长那里，对方胃口不小，公司正在想办法。我当时记了个会议纪要，没太放在心上。现在听大姨夫提起老赵，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没说什么。

大姨夫似乎对我的沉默不太满意，又找茬说，你去，把厨房的灶台擦一擦，油点子溅得到处都是，看着不干净。我站起来，走进厨房，拧开水龙头，浸湿抹布，一下一下地擦着灶台。瓷砖上的油污被热水化开，变成淡黄色的水渍，又被抹布抹去。我擦得很慢，很仔细，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刚才那几句话。

等我擦完灶台出来，大姨夫正靠在沙发上打盹，其他人在看春晚，笑声一阵一阵的。我婆婆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过来，招呼大家吃。大姨夫睁开眼，说，这橙子切得太大块了，牙签都戳不住。我婆婆说，那我去改改刀。大姨夫说，让你侄媳妇去，你歇着。我婆婆还没开口，我已经接过那盘橙子，转身进了厨房。

这次我没着急切。我把橙子放在案板上，掏出手机，翻到刚才同事发的那条信息。王总，新年快乐。我看着那三个字，心里翻涌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王总。公司里除了几个高层，没人叫我王总。我管着后勤和行政，平时大家都喊我王姐，或者直呼其名。只有正式文件或者对外场合，才会称职务。这个同事是刚来半年的研究生，还在试用期，他叫我王总，多半是听公司其他人这么叫过。

我切好橙子端出去，大姨夫用牙签扎了一块，放进嘴里，说，这回行了。然后他又转向我公公，说，你们那个项目的事，我明天就打电话，你放心。我公公千恩万谢，大姨夫摆摆手，一副举手之劳的样子。

我在旁边坐下，电视里的小品正演到高潮，满屋子笑声。我盯着大姨夫的侧脸，他的金丝边眼镜在电视光的映照下反着光，看不清眼神。他微微仰着头，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那种掌握了某些资源的、居高临下的笑意。我又想起公司那场会议，赵副局长的名字旁边，我备注了一行小字——此人谨慎，需高层出面。而公司的高层里，除了总经理，还有我。

林远凑过来，问我是不是累了。我说有点。他说再坚持坚持，过了十二点放了鞭炮就可以睡了。我点点头，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子里的念头却像锅里翻腾的饺子，浮起来又沉下去。

快到十二点的时候，大姨夫忽然坐直了身子，说，对了，我手机找不着了，你帮我找找，刚才还搁茶几上的。我睁开眼，茶几上只有果皮瓜壳，哪有手机的影子。我站起来，在沙发上翻了翻，又趴在地上看了看沙发底下。大姨夫坐在那里，看着我忙活，也不说帮忙找。最后我在电视柜的角落里找到了，他的手机不知怎么滑到了后面。我捡起来递给他，他接过去，说了声谢了，翻开通话记录拨了个号，说，喂，老赵啊，新年快乐……

我站在旁边，听着他用那种熟稔又带着点谄媚的语气跟电话那头拜年，说改天一起吃饭，有个小事想麻烦你。我转身走开了，心里那个念头越来越清晰。

十二点的钟声敲响，窗外炸开了漫天的烟花，红的绿的紫的，把夜空映得忽明忽暗。大家涌到院子里放鞭炮，我也跟着出去了。冷风扑面而来，鞭炮的硝烟呛得人咳嗽。我站在枣树底下，抬头看着那些转瞬即逝的光亮，心里堵着的那团湿棉花忽然被一把火点着了，烧得胸腔里又烫又疼。这时候我的手机又震了，还是那个同事，发来一张截图，是公司群里总经理发的红包截图，上面赫然写着——感谢王总年前把规划局的手续跑下来，大家给王总点赞。后面跟了一排大拇指。

我盯着那行字，脑子里轰的一声，有什么东西塌了，又有什么东西立起来了。我想起上个月我跑规划局的那几天，带着材料在走廊里等了整整一个下午，赵副局长的秘书跟我说的那句，王总，赵局说了，你们公司的资质没问题，手续年后就能批。我当时还纳闷，怎么忽然就顺利了，之前卡了快两个月。原来绕了一大圈，是这么回事。赵副局长那个卡了两个月的手续，跑下来的人是我。而此刻坐在堂屋里那个使唤了我整整四个小时的人，正在电话里管我的乙方叫老赵。

我攥着手机，转身回了屋。大姨夫已经挂了电话，正翘着腿嗑瓜子，看见我进来，又习惯性地扬了扬下巴，说，去，把那个果盘撤了，再洗点葡萄。我没动。他皱了皱眉，又说了一遍。我还是没动。屋子里的空气忽然凝住了，其他几个正在说笑的亲戚也静了下来，齐刷刷地看着我。

大姨夫的脸色沉下来，说，怎么，使唤不动你了？我深吸了一口气，把手里的手机屏幕转过去，对着他。屏幕上那张截图清清楚楚，总经理的红包，那行字，还有下面一排点赞。大姨夫眯着眼看了几秒，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到恍然，又从恍然变成了一种说不出的复杂，嘴角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

我说，大姨夫，您刚才打给老赵，是规划局赵副局长吧。他那个手续，上个月是我跑下来的。他那边的资料归档，最后签字的是我。大姨夫脸上的血色刷地褪下去，又猛地涌上来，金丝边眼镜后面的眼睛瞪得溜圆。我继续说，您在省城这么多年，可能不太清楚，赵副局长现在那个位置，行政级别跟我平级。他喊我王总，是因为我年前刚提了副处。

满屋子鸦雀无声。婆婆手里的果盘咣当一声掉在桌上，橘子滚了一地。林远站在门口，嘴巴微微张着，一脸难以置信。大姨夫的手指头在膝盖上抖了两下，干笑了两声，说，你这孩子，怎么不早说。我笑了笑，弯腰捡起滚到脚边的一个橘子，轻轻放回桌上，说，您也没问啊。再说，大过年的，一家人团聚，谈什么职务级别，多伤感情。

大姨夫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嘴唇翕动了几下，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端起手边的茶杯喝了一口，大概是茶凉了，又皱着眉头放下了。我婆婆赶紧打圆场，说，哎呀，都是一家人，来来来，吃饺子吃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大家这才像被解了穴一样，纷纷动起来，夹菜的夹菜，倒酒的倒酒，电视机里的新年钟声还在回荡，外面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响个不停。

我坐回林远身边，他悄悄握住了我的手，手心全是汗。他凑到我耳边，低声说，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我说，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个工作。他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又多了点别的东西，像是重新认识了我这个人。

后半夜大家陆续散了，各自回屋睡觉。我和林远被安排在东厢房，一张老式的木床，铺着厚厚的新棉被。我躺下来，盯着天花板上那道被烟熏黑的房梁，听着隔壁房间传来的隐约鼾声，心里那块湿棉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化开了，变成了一股又酸又胀的热流，在四肢百骸里乱窜。

林远翻了个身，从背后抱住我，下巴搁在我肩膀上，说，媳妇，对不起。我说，对不起什么。他说，我不知道大姨夫那么使唤你，我该拦着的。我说，你不用拦，我也没觉得多委屈。他紧了紧手臂，说，你明天还穿那件羽绒服吗。我说，穿，怎么了。他说，没怎么，挺好看的。

我闭上眼，黑暗中那些画面一帧一帧地翻过去。灶台前剁肉的笃笃声，灯笼底下被拉长的影子，锅里浮沉滚了三滚的饺子，大姨夫脸上那个从白转红再转青的表情。我想起小时候我姥姥跟我说过的话，人这一辈子啊，就跟包饺子似的，面要揉得到位，馅儿要调得匀称，皮要擀得薄厚适中，下锅的时候还得点三次凉水，才能煮熟了不破皮。我当时听不懂，现在好像明白了那么一点。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天还没亮透，鞭炮声又响起来了。我起来的时候，看见婆婆已经在厨房忙活，灶膛的火烧得旺旺的，锅里煮着红糖荷包蛋。大姨夫坐在堂屋里，破天荒地没使唤谁，自己端着一杯茶，安安静静地看着重播的春晚。看见我出来，他咳嗽了一声，说，起来了啊。我说，嗯，大姨夫新年好。他点了点头，目光在我那件米白色羽绒服上停了一瞬，然后移开了。

我婆婆端出荷包蛋，招呼大家吃。大姨夫接过碗，忽然说了一句，这蛋煮得不错，火候刚好。我婆婆愣了一下，脸上笑开了花。我坐在条凳上，咬了一口荷包蛋，糖心淌出来，甜的。窗外天光大亮，院子里那盏红灯笼还没熄，在晨风里轻轻晃着，像一颗悬了一夜的心，终于落了地。

吃完早饭，大姨夫开始收拾东西，说要回省城。临走的时候，他站在院子中间，难得地拍了拍林远的肩膀，说，小子，有福气。然后又转向我，张了张嘴，似乎想说句什么，最终只说了句，常来家里玩。我笑着应了。他的车开出院门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他摇下车窗，朝我们摆了摆手，那只手在空中停了好一会儿才收回去。

林远揽着我的肩膀往回走，说，大姨夫这回可算栽了面子。我摇摇头，说，谈不上栽面子，一家人哪有那么多面子不面子的。他低头看我，说，那你昨晚说的那些话，是故意的？我想了想，说，也不算故意，就是到那个份上了，话赶话就说出来了。他说，那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我站住脚，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枣树，枝丫光秃秃的，但仔细看，已经冒出了小米粒似的嫩芽。我说，我什么都没想，就是觉得，人跟人之间，还是互相尊重的好。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平头百姓，不管是长辈还是晚辈，谁也不是天生就该使唤谁的。

林远没再说什么，只是把我往怀里带了带。婆婆从屋里探出头来喊我们吃午饭，声音里带着过年特有的那种喜气洋洋的亮堂劲儿。我应了一声，拉着林远往回走。地上的红纸屑被风吹起来，打着旋儿往天上飘，像一群小小的红蝴蝶。

后来那个年过完，我们回了城，日子照常过。公司里的同事还是叫我王姐，偶尔有新人叫王总，我也会笑着说叫王姐就行。规划局的手续年后顺利批下来了，赵副局长给我打了个电话，客客气气地拜了个晚年，说下次有机会一起坐坐。我说好，然后挂了电话。

至于大姨夫，后来再见面，他客气了许多，不再随手指使人了。有时候家庭聚会，他还会主动帮我婆婆端个菜递个碗什么的。我婆婆偷偷跟我说，你大姨夫变了个人似的。我笑了笑，没接话。人会不会变，我不知道，但有些东西，确实在除夕那一夜，被那盘滚了三滚的饺子煮熟了，被那盏挂在枣树上的灯笼照亮了。

我偶尔还会想起那个被使唤了四个小时的自己，站在灶台前剁肉、踮着脚挂灯笼、弯着腰擦灶台。那时候心里确实堵得慌，可现在回想起来，却觉得那四个小时像一场漫长的醒酒。我被冷水泼了，被热气蒸了，被饺子汤烫了，最后终于看清了锅底的火苗是什么样的。

这世上大概有很多人，都像除夕夜的我一样，被一些看似理所应当的使唤困在原地。你以为那是亲情，是礼仪，是晚辈该受着的。可等到真相揭晓的那一刻才发现，那些使唤背后，有时候不过是对方手里握着一点自以为是的筹码，以为可以居高临下地交换什么。但生活不是棋局，人也不是棋子。你站在什么位置，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别人说了算，是你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就像我穿着那件米白色羽绒服走进婆家的时候，大姨夫只看到了一件素净的衣服，却没看到那件衣服下面，是一个跑了两个月手续、签了无数份文件、跟赵副局长平级对话的人。他不问，我不说，这本来没错。但他错在把使唤当成了理所应当，把客气当成了怯懦。而我错在把忍让当成了美德，把沉默当成了体面。好在那一夜，我们都醒过来了。

年过完了，春天的风吹起来的时候，我婆婆打电话来说，老枣树发芽了，今年估计能结不少枣子。我说那太好了，等秋天回去打枣。婆婆在电话那头笑得很开心，又说，你大姨夫上回回来，还问起你呢，说让你有空去省城玩。我说好，有空一定去。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小区里挂着的红灯笼还没摘完，在风里轻轻晃着。手机里同事发来新的工作安排，我回了个收到，然后换了鞋出门。电梯里碰到楼上的阿姨，她夸我今天的毛衣好看，我说谢谢阿姨，过年好。她笑着说这都正月十五了还过年呢。我说，只要年没过完，拜年就不晚。

走出单元门，阳光照在脸上，暖融融的。我想起除夕夜那盏被我点亮的红灯笼，不知道它后来被摘下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记得那天晚上，是一个穿着米白色羽绒服的年轻女人，站在枣树底下，踮着脚尖把它挂上去的。那盏灯亮了一整夜，照亮了院子，也照见了人心。

那些以为被使唤是理所应当的人，或许永远不明白，被使唤的人心里，也有一盏灯。那盏灯亮不亮，取决于使唤的人手里举着的是火把，还是鞭子。而那个除夕夜，大姨夫手里举着的，应该是一面镜子。他不小心照见了自己，也照见了我。这大概就是过年最大的意义，不是吃多少饺子，放多少鞭炮，而是围坐在一起的时候，能看见彼此眼睛里的光。

我走进阳光里，脚步轻快。身后那栋楼的红灯笼还在晃，像在跟我道别，又像在说，明年除夕，早点回来。